编者按：近年来，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实力派女作家蒋锦璐笔耕不辍、佳作频出。《不忘》《我是金银珠》《复调喀秋莎》《女人边锋》等有温度的作品相继推出，在广西文坛吹起一阵清新之风。今年她的新作《毛纺厂在西北偏北》刊发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受到了资深评论家和广大读者一致好评。

蒋锦璐，笔名锦璐，她的小说从女性视角展示了她对历史的观察与时代的书写，对情感生活的持续探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至今，她的中短篇小说已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花城》《小说月报·原创版》《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并著有小说集《双人床》《美丽嘉年华》、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散文集《绚丽之下 沉静之上》等，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

 

历史的召唤与秩序的重建

——锦璐小说近作读札

   曾 攀

小说是否能够有效地召唤与征用历史，以审视和改造现实的境况，蕴蓄并创生未来的镜像，往往取决于写作者或叙事者是否具备真正的历史意识，这一方面再往大里说，在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便意味着以当下之处境、观念、立场重新审度之，即便是回到当时的语境，同样难以摆脱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参与，这是海登·怀特意义上的史与诗兼具的审美结构；进一步说，叙述主体以及人物主体内在的价值话语，同样需要借助于小说的想象性序列，重新理解历史这一重要参数，紊乱则重整，坍塌便再造，以探询灵魂之畛域，摹画主体的精神图谱，重建内外之秩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现实都是从历史走来，未知的与未竟的构筑，同样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衡量。对于小说而言，召唤历史以重建秩序的过程，常常掺杂着不可估量的现实变量，这是虚构性叙事最具难度的部分，同时也是主体命运归入自身序列抑或走向背反的潜在可能。锦璐近期的小说便试图处理这样的命题，其所透露出来的，是在既往历史与现存秩序的鸿沟中，尝试修补、填充，循此开掘隐秘而幽深的灵魂，并洞悉精神困境中的人性微光。

《复调喀秋莎》是典型的怀旧叙事，故人重逢，聊话家常，平淡的叙述中，涌动着过往的波澜。小说写历史的再现与重演，俨然已不是新鲜的题材，无论是时代的还是主体的历史，总是以某种异质性的光谱，折射进当下的现实，又不断地被现实的情绪、境况所分解、重塑。小说中，原本其乐融融的怀旧气氛，被张司令的到来所打破，聚会的KTV包厢作为他们重逢的场域，彼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伤疤和创痛开始不断水落石出。不得不说，真相总是经不住细细地琢磨，人心之幽深有时候也常常显得浅显，喜怒哀怨、爱恨情仇，到底使人入魔着困，万难消歇。时间故而常常可以开出玫瑰，但也时时面临枯萎败落。艾四萍、吕心韵她们之间的往事如烟，弥漫心间，友朋间的叙旧甚至营造出了一种意识流的氛围：“乔老爷和绿眉毛头对头咬耳朵，女进修生托着下巴啃手指，张司令吭哧吭哧喘粗气，吕心韵眼里冒着光。他们藏在旋转光的光影里，一会儿浮出，一会儿隐没。很多种颜色交替出现，柠檬黄色、荼蘼红色、橄榄绿色、紫罗兰色，有一种接近腐败的气息。某个旋律兀自单循环，形成一坨黏黏糊糊的液体，仿佛达利那幅名画《永恒的记忆》里扭曲变形的软塌塌的时钟，给人一种压抑痛苦却又无法声张的感觉。”小说最后，说到动情之处，艾四萍拖着因年迈而受难的膝盖，闯进一间又一间包厢，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执拗打断唱歌的人们，要他们查找俄语版《喀秋莎》。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记，也是他们的情感纽带，阿霞、安德留沙、阿杰莉娜，一个个名字，成了彼此熠熠生辉的勋章，因为这背后的记忆和创伤，为他们抵御着时间的风暴，“看呐，她多么像一位穿越了炮火穿越了时空带着胜利归来的老年喀秋莎，灰白的童花头发丝纷飞，疲惫又坚强。她沉着地低声起调门，双手做铿锵的指挥，舌头打卷，弹出一连串坚定的跳跃的饱满的富有弹性的俄语单词”。与此同时，吕心韵也引吭高歌，勇毅奔袭，亦如一个战士。这便是“复调”的喀秋莎，跳跃在不同的时间褶皱，也流播于不同个体的精神岩层，历史的神采于焉若隐若现。

小说《女人边锋》尽管在题名中突出的是作为女性的边锋，然而在小说中，却不断掩盖她作为女性的性征，无论是边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醉心体育不让须眉，又或是性情耿直风风火火，小说意欲塑造的是一个显明的中性主体，甚至以此抵抗时代的偏见与人事的繁杂。有意思的是，“她的行动、做派都有些男性化的成分存在，但由于容貌、体态的峭拔，反倒使她拥有了别具一格的气度”，如她的名字边锋所彰显的，其性情往往偏于凌厉而棱角毕现。“谁也没想到哪天会见到边锋，我们已经十五年没有听到她的音信了”，小说同时通过边锋的回忆性与现实性的叙写，不断提出自身的性别议题，特别是在当下女性（包括男性本身）都被符号化、系统化与智能化所取代，性别时而仅成为系统中勾选的选项；又或在世俗生活中不断被异化，在种种的妥协、献祭与自我的衰亡中，抹除内在的性别指向。因此小说通过“少女边锋”，实际上是试图将性别模糊化，并重新完成主体自我的评估再塑。小说最惊心动魄的，是曾经作为标枪运动员的边锋，向体育场的主席台投掷标枪，那意味着她对男性及其权力，包括她对过往情感的愤懑的反叛、反抗以至反击，“透过云层的阳光将一条条壮丽的光线斜插大地。这种学名‘云隙光’的自然现象，又被称为‘耶稣光’。这束光与斜插远处的那杆标枪呈‘X’交叉，仿佛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自从天降”。然而我的疑问是，在这样激烈对抗之后，是否能形成某种情感的、伦理的与体系性的机制，边锋的遭遇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诉求和命运，是否足以建构有效的路径，以通达女性的所欲、所求及所往。否则，小说里丑陋肮脏、低俗无趣的赵一宁之流还是会层出不穷，且占据历史的中央。或许这也是小说的尖锐之处。因此，我更愿意看到的，不是边锋手持标枪的孤注一掷，而是可以复刻的反抗后的重塑，借此可以扭转情势，启示总体性的精神序列和想象空间。

在《乔丹的祝福》里，准退休人员高远重返故地S城，踏上单位安排的退休旅行。在那里，他重访故友，往事并不如烟，重拾往事的经过，同时也是再思生命的起锚地。站在时间的彼岸，现实的此岸竟如此黯淡，高远需要重新寻觅生命的出口。除了那些世俗世界里的男性同学，高远此行的重要目的，还有一个她。他对她情意悠长，也幽深。一双故意剜烂的耐克鞋，放在阳台，成为庇护她的举动。但是话说回来，我倒觉得这样的做法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意义，于她的生活几乎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悲哀的是，他也唯有如此，只能如此。每个人对于自己向往和期待的所在，能够倾尽努力的时候不多，回首往事，很多事情不过只是尽一点心力罢了，更多的是无力和无助。说到底，高远也只有对着远方的陈亚军，一笔一画写下一句：祝你平安。召唤并重塑历史的尝试同样如此，千头万绪中的千思万虑，到底收效甚微，但怪就怪在，即便“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还是不甘心，还是想试一试，“此情可待成追忆”，时间可以开出鲜花，更多的时候是枯枝和败叶。对于高远而言，重返S城是一场寻根之旅，在那里，暴露了他的一段情感历史，但也照亮了往事的尘埃，尽管这样的时刻大部分是灰暗无光的，但已足够令其感念。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而历史的光束，再如何微弱，打在人的身上，足可周身通透。

《我是金银珠》讲的是老人临终关怀的事，小金是陶叔的保姆，陷入了伦理旋涡，小金一片真诚，被陶叔子女误解其是想侵吞家财。但小金敬重陶叔是高级工程师，清清白白的知识分子。两人的确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然而波折在于，小金的生活另有难处，她名义上的丈夫不断给她施压想要谋取钱财。小说最后，临终前的陶叔执意要和小金结婚，同时丈夫也步步紧逼。作为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小金最终却完成了对二者的超克。一个卑微的底层女工，却有一身正气，对人侠肝义胆。她对陶叔自有情意，却不相亏欠，终而复得自然。小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小金最后登机前，不断听到广播传来催促自己的声音，“金银珠、金银珠……”，这是自我确认，也是内在的建构，她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这是一个现代女性的重要标识，无关乎地位和金钱，那种不慕虚荣、不贪钱财、不畏胁迫的人格，一身清白、无惧无畏。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人不多，但很珍贵，是可以撬动乃至重塑整个社会风气与文化革新的关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存在，历史将如何推动向前。

最后重点谈一谈中篇小说《不忘》。女主人公金燕是公司的财务高管，带着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梅楠出游，“从朝天门码头登上从重庆开往宜昌的黄金六号游轮。这或许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同行出游。回来之后，梅楠有可能被送去养老院”。梅楠是一个医生，“她并没丧失全部能力，但脑回路里的‘线路’经常断掉，或者搭错，同时丧失了时间感和方位感，需要人照料”。对于一个人来说，纵向看是失去了记忆和历史，横向说来又没有了方向感，不仅多有人身危险，而且空余叹息与悲观。这让我想起钟求是的《父亲的长河》，同样写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其大部分的记忆已经丧失，父子故地重游，父亲最后不忘驾驶自己儿时码头上的船只，划向记忆的长河，也隐喻着远去生命的渺无踪迹。而《不忘》则更倾向于世俗的理解，“她余生所有的时间，就是消磨。与时间一同被消磨的，还有她无可挽回的记忆，以及亲人必将被消耗殆尽的耐心”。现实秩序的紊乱、生活逻辑的丧失，使得主体性产生萎缩，由是面临着被现世抛掷的危机。质言之，年迈的孤独叠加疾病的弃置，母亲梅楠的处境可想而知。在病中，“慢性的大脑退行性疾病，记忆颠倒错乱，只记得以前的事，不记得眼前的事”。不仅如此，对于金燕而言，也有过难以忍受的记忆，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两段不堪回首的情人经历，一场烈火烹油般的姐弟恋，还曾被PUA，财色两空差点崩溃”。她与现任丈夫林远高的关系也是岌岌可危，直至最后才略显亮色。

小说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船上参加完一个舞会回来，母亲突然对金燕说，她看到了金燕的父亲陈志凡。原来是她将同行的老先生，误认为是自己的丈夫。如此一来，她和他的往事一下被激活了。自此，每个人事实上都背负着历史与现实的巨石，有时候压得喘不过气来，更多时候是以自嘲相抚慰。这么似乎又说得太晦暗了，姑且将之视为小说对人物的一种赋形吧，就像小说最后，令人骇异的一幕发生了，“老先生脖子上用丝巾围住的地方，有一个伤口。那是一个留置管，用于深静脉输液，得了癌症的病人才这么搞，针头置留在血管里不取出来”。也许，只有疾病的折磨与死亡的胁迫，最可触动人心。衰落与死亡，又恰是人之常态。而唯有“不忘”，方有救赎可能。

读到这个小说的最后，尤其是金燕为母亲洗澡的那一段，不禁想起我的外婆。外公去世得早，外婆独自生活在一个小屋子里，那是她和外公的卧房。十余年几乎足不出户，我一直很诧异，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她坚持了那么久？如今她已经九十高龄。后来我得知，外婆始终“不忘”外公，甚至认为他没有离她而去，一迈脚、一抬头，依然在她身边，她不愿乃至不觉得外公已离她远去，俩人还挤在那个略显杂乱的并不光明通透的房子里；第二个是她忘不了也放不下子女们，想经常见见他们，哪怕她已经认不全了，忘了他们的名字和形貌，又或有时对儿女、孙辈满怀抱怨，但她很愿意看到他们在她身边，给她做一顿饭、洗一次澡、说一次笑，这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是灵魂倚靠。所以我常常在想，人生活于此一世间，总有一定的极细微又极宏大的信念撑持着，比如亲情，比如爱，又或是怨念与欲望，也就是人类文明长期建构起来的人之为人，同时又使人超越自身的价值范畴，即便这样的道德伦理遭受厄运，也必将通过所有的方式加以重建。

总而言之，对于锦璐而言，经由近期的小说创作，重拾写作之技艺，从实有的经验再次回过头来诉诸虚构之力，这又何尝不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召唤与秩序的重建。这些小说有时显得偏于温情而冷峻不足，结构上过于寻求完整的背后，是否还可以存在宕开一处的可能，结构的残缺乃至断裂，有时或能呈现悠长、致远的意味。就像她的小说《不忘》里面，人们在邮轮上观望星象，北斗七星由是进入大家的眼界，“一年四季，它基本都是在正北方不动的。在野外迷了路，看到北极星就能判断方向了”，这似乎有一种隐喻在，对于人而言，或病痛，或惶惑，或迷乱，时而“迷了路”，但只要念念“不忘”，也许可以于再造中加以超克。因为在小说里，充溢着对温情与敬爱的倚重，以及对良善和守持的秉有，那里树立着一重对照与反思的镜像，那是现代主体得以实现内部自循环的凭借，是依此建构种种可能的要素，迷失得再远，好的文学到底是生命的“北极星”，辨明方向，解析价值，这个过程自然充满曲折，却始终鲜活、灵动、开阔，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曾攀，《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刻写现时代的“人情物理”

——谈锦璐的短篇小说近作

朱厚刚

在有限的交流中得知锦璐2016年后曾一度中断写作且失去信心，直到2020年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归来，又因朋友的鼓励而陆续写就多篇作品并发表，至2022年7月初已经完成年度预设的创作任务。道及此事，锦璐的言语中透出一股仿佛度过危机般的轻松之感，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沉默“事件”，也让我们找到理解锦璐近作的入口。

一、锦璐小说的“人情物理”

“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这份七十年前的提醒十分重要，作品原文的阅读与评判永远处在研究工作的首位。由此通读锦璐近作，可看出锦璐作品的核心品质并未改变：她对人事是有深情的。对情感生活的持续探索是锦璐近作的明显特点，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她对年岁较大人群的情感状态关注更多，如《不忘》《复调喀秋莎》《我是金银珠》等均以老年人的情感面貌为主要内容带出整个故事。

锦璐近作无一例外地写人事与情感，《乔丹的祝福》写临退休的高远的一次特意出差及对陈亚君的必然造访，一边是恶妻一边是安慰，赵刚酒桌上的抖搂带出爱写诗的高远一辈子的心酸，读着不由得让人想起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我是金银珠》主要写雇主跟保姆的关系，也写亲子关系，有龃龉更有温情。但温情的背后藏着保姆金银珠不堪的遭遇与可贵的良知，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复调喀秋莎》以同学聚会唱歌的方式串起艾老师的沉浮经历，将老一辈人爱的方式细细写来。《不忘》写金燕听老先生讲述过往，“金燕一直竖着耳朵听。这时候，她的嘴角跟着咧了一下，鼻尖那里却有些发酸。时光给回忆里的世界镀上了一层有趣的、闪闪发光的保护膜”。这是情感的力量，既有写作者的，也有传导给读者的。《女人边锋》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学院教师生活，个体的精神气质与社会的博弈是书写的重点，女人边锋成为各色人等的参照，照见时代刻画在人们身上深浅不一的印痕。可以说，锦璐停笔前后笔下的短篇小说的面貌是比较一致的。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或题材，各自的创作主轴不会出现太多偏移，这也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开阔与多姿，没必要也不可能让他们做为难的改变。

评论界一度出现对70后小说家偏好日常生活书写的指摘，认为是这一代写作者的宿命。但“作家的价值不在阐发对世界的理性分析，而在描绘对人生的情感印象：他不但要充分表现出这些印象的个性特质，更要有力地暗示出它们与人类精神的深层联系”。肯定“情感印象”无疑确认了锦璐小说的价值，张燕玲说得更直接，“文学史应该是一部精神史，而精神史必须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上”。可见，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维度并不是罪因，“一切事物、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是小说的恰当素材；头脑和心灵的一切特点都值得吸取；一切知觉印象都有用处”。小说家观察生活的方式很多，血缘亲情是很好的尺度，也是锦璐最为擅长的。王安忆对情感性的创造物很是推崇，锦璐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型。

锦璐的同行兼同龄人付秀莹认为小说家“既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又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菩萨低眉，冷眼热肠，想试着勘破世道的隐情与人心的秘密”。锦璐也曾直言：“作家需要理性，但绝对理性的人，是写不好小说的。作家是随着感觉走的。他（她）对人生、人性的感受深浅，决定了落笔之后的笔墨深浅。”两人言语间都指向“隐情”“人心”“人性”等字眼，同为“手艺人”果然深谙其味。朱自清的《文学的标准和尺度》梳理了中国文学的“儒雅风流”的标准以及“人情物理”尺度的演变过程，这对我们确立池莉、锦璐这一脉小说颇有启发意义。锦璐近作的重要面容就是小说的生活气，也就是“人情物理”，无疑丰富了当代小说在“观风”尺度上的成就。

理解作品并确立其历史位置，作家的身世情志是挺重要的一维。锦璐在散文、访谈中很少提及她踏入社会后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只是在言谈中探讨作家的分裂，内心深处的故事与秘密只能通过作品来确认，因为任何一篇作品不可能不泄露作家的感情。锦璐小说的情感及力量自然成为评价的重要参数。笔者在阅读其近作过程中多次落泪（尤以《我是金银珠》为甚），显见它们比前作更有情感的力度，在自然的状态中能击中读者的心防。写作是需要消耗时间、精力、生命等各种资源的，文学劳动的沉重与艰难很难被外人意识到，因此我们应该理解锦璐写作过程的沉默期，或也是她改变的契机。

二、新闻职业与小说语言的关系

汪曾祺提醒说：“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观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这是确论，小说语言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个体的语言能力多数是由教育背景、文化环境、工作场景等诸多条件决定和限制的。在回顾锦璐的文学历程时，不能忘记她有二十年的文艺副刊编辑经验与高级记者的身份。可以说，锦璐身上是有两副笔墨的。锦璐曾透露儿时母亲的严格管制导致她“无心看风景”，这让她日后写作时欠缺风景描写的能力，但她多年撰写新闻式文字对小说写作有无负向作用，似更值得追问。这就提出了小说家的职业话题。

“一个人在成为作家之前，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更要有安身立命的职业，哪怕是个非正式的职业，比如所谓打工者，甚至行乞者。”此言不虚，作家的第二职业很重要，有时候既是营生，更是生活与生命体验。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这才是小说家不竭的写作资源，因此有人说：“就作家而言，职业、专业、事业三位一体，也许并非幸事。职业写作与业余写作、专业作家与事业作家，并非总是前者优于后者。”的确，这在付秀莹先做编辑、陈彦先写剧本再写小说且都能厚积薄发上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新闻写作跟小说创作是既近且远的关系。张炜认为：“好的作家大概都有记者的素质。他的文字有时直接就是一次揭破，是关于这个时期的某种证词。”他接着说：“作家仍然有别于记者。记者是职业性的。而作家始终具有超职业的意味。”这是因为职业生涯路途上风景有限，容易失去新鲜感与距离感，作家则要避免这些心理懈怠情绪。我们尚不知锦璐是否因此而离开报社，但从小说写作而言，她更换职业的益处或将显现。有人从职业生涯受益，也有人受制于此，如林白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即使从生活的角度看，除了获得稿费外，写作对我的日常生活和职业工作不仅没有带来便利，反而有可能形成障碍。”业余写作的锦璐因多年的记者与编辑生涯练就的人际交往能力，可让她在新的工作领域继续观察世界与感悟人心。或许，多年的行走、追问、观看的众多故事也可成为小说写作的未来方向，《女人边锋》就有这样的意味。

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通读锦璐的小说可以看到锦璐小说轻灵上升的气息略显不足，她也意识到需要更多留白。这跟语言与思维颇有关系，也跟多年的新闻写作有关。在一波三折的悬念打造上，新闻跟小说的要求是一致的，但跟新闻用语讲究浅近直白不同，小说的篇章字句呼唤灵动模糊的语言，因此，锦璐可适当注意小说语言的更新问题，让自己的文字具有更强的再生性。在《乔丹的祝福》与《不忘》中都有贴合故事氛围的风物描写。写作的语言就跟歌唱的嗓音一样，经过音乐训练的锦璐完全能协调好，这有她跟人合作的几首曲子为证。可以说，锦璐在经过一个沉默期后提供了不一样的文学经验。

三、锦璐写作的历史氛围

鲁迅曾说由于生计的艰难导致无暇长篇大论，因此短篇小说交了好运，在文学革命以后变得兴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以短篇小说开启文学潮流，这跟经济的实力与纸张的保障有关。今日中国已解决纸张供应问题，锦璐也早就摆脱了发表困难和经济困窘，在讲究厚重的风尚中拒绝长篇崇拜而专注短篇小说的尝试。她在感觉非写不可的时候选择动笔，这没什么不好。我们知道，文学史是由主要的文学星星以及那些闪耀而过的流星共同构成的，好在锦璐并非昙花一现。

“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其运动受到了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多重因素合力的制约，而撰写小说史者的任务，便是勾勒其行进轨迹及起伏态势，结合对多重因素的考察解释其动因，并揭示各种小说现象与事件间的联系。”这段话对阅读锦璐小说同样适用。沉默期的锦璐除完成单位的规定任务外，她为小说创作做了哪些案头的准备工作，有没有经历一些人生的重要节点，只能留待来日对小说家展开史料工作。锦璐近作的诞生不仅是个人艺术才华的展现，同时也是历史、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促成和造就的，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锦璐，身处其间的锦璐的心理因应与内在悸动同样值得重视。

锦璐小说有着较为结实的历史内容，可以从作品延伸去看她小说创作的历史土壤与现实环境，看她如何处理公共生活并与周遭世界互动，怎样讲述她对历史的观察与时代的故事。锦璐有父母经历的历史磨难的潜在背景，成为她之前写作的底色，如今这份底色还在，《复调喀秋莎》《不忘》等作品中依稀可辨，这让她具备了良好的历史感觉。《复调喀秋莎》的意味跟散文《重返故乡：一个旁观者的自白》提及的父母亲的经历颇为相通。《不忘》写母女间的心灵间隙与隐秘角落，金燕照顾母亲洗澡的那些举动实在是有效的细节，且这份情绪的变化同样含有历史的回音。这种历史意识使锦璐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历史的失重感。

由于分工的精细与时代的阔大，作为个体很难对周遭世界得出恰切的整体印象，甚至会有当局者迷的失误，历史的微小差别也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于今尤甚。因此，2017年与2022年的锦璐虽然生活、工作情况变化不大，但她个人的心境、她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或已全然不同。日后把握锦璐小说的整体价值，需要在“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多重因素合力”方面做必要工作，确立线索、寻找资料，建立评价的历史方位。笼统谈论老龄化后果、单身女性扩大、婚外情泛滥等故事背景，无助于深入理解锦璐的作品来处，也不利于最终的价值评定，还需要细致的史料支撑。《女人边锋》写旁观者评述写作者睿睿作品时有一段话，“好作家之所以称得上好，是因为他（她）怀有裸向自己的一腔诚勇，敢于经受来自社会的道德责问，代入或剖析自己内心的善与恶。这样的作家值得敬仰”。这可视为锦璐对写作的真实态度。可以说，锦璐借着公共生活的舞台写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诚如贾平凹所说虽然尊敬过很多前辈作家，但“自己的年龄和经历是影响自己最大的东西”。她都“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怎样构成她写作的材料，“年龄和经历”给予锦璐何种“影响自己最大的东西”，都是文学研究必要的构件，需要深入挖掘与整理。

很多人都说写作的最大秘诀就是想写就写，想写赶快写。业余写作的锦璐在沉默期后坚持写作，定是对写作有着不凡的喜爱。文学可以关切社会，也可以洞察自身，作为个体如何面对时代并面对自己，可以说是锦璐近年写作的重要启示。总之，锦璐不能仅成为一般性的作家，应该再往一个层次走，希望她强化历史触须，活跃在鲜活、真实的生活现场，加强艺术的反抗情绪，写出现时代更有情感力度的“人情物理”。

结  语

锦璐的创作还在继续，她在努力建构独特的文学版图与人物形象来拒绝文学史和读者的残忍与遗忘。同时，关于她作品的评价史还远未完成与固定，这给阅读与研究留下诸多期待。莫言认为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有独特的叙述腔调，“这个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前文讨论锦璐的小说语言与故事的类型，也尝试对作品以外的历史氛围进行复原，可以说锦璐的近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叙述腔调。

(朱厚刚，1984年生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广西文学）